最近在找一些 working life balance 主题的书籍，被这个标题吸引了，遂决定一看。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主张无政府主义。
这是观点类书籍，可以概述为以下四点：
今日狗屁工作激增，主要原因在于掌控富裕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渐掌控非富裕经济体）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独特性。狗屁工作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是因为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来自一种对这个世界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感觉，而当提及自身工作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将这种感觉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一点，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它能给工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则越小。
你的工作高尚、有用，而你依然想要获得舒服的工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待遇，那你就会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
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某种奇怪的施虐受虐逻辑论证法，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工作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不再享有“生活”这件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补偿性消费。
在人人皆知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之时，等级制度工作环境中的施虐受虐态势会迅速加剧。
所谓价值，指的是工作的经济性，即通过工作赚得的金钱。
所谓价值观，指的是工作的实用性，即通过工作所产生的对这个世界/社会的贡献。
而这二者通常成反比。
有理由相信，人们口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巨大历史分歧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上。 左翼一直致力于跨越那些纯粹由自私驱动的领域和那些往往体现高尚品格的领域之间的鸿沟。
右翼则一直试图将这两个领域拉得更远，然后声称这两个领域都为自己所有。
主流左翼主要控制着人的生产，主流右翼则主要把持着物的制造。
作者提出的问题确实直击社会痛点，然而，既然是观点类的书籍，就应该批判地去看待作者的观点。
对于书中给出的一些例子，作者并没有区分，哪些是当事人的情绪宣泄，哪些是认真考量之后的科学分析。换言之，这本书提出的观点，虽然很符合当下社会的情绪，却缺乏客观性的论证。
例如，作者认为，工程师/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贡献很低。诚然，个体所能突破的知识边界是很小的。根据统计学，只有科研民工的基数足够大，才能在其中出现不世出的天才。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就是无数人积累起来的一小步，成就了科技进步的一大步。
再如，作者并没有站在时代的角度对工作进行回顾，却想当然的对未来进行了设想。
作者以火车站为例，对 AI 的冲击进行了反驳：即使现在自动售票很普及，车站还是需要相应的工作人员来解决儿童走失/失物招领等工作。作者认为，在 AI 时代，照料类的工作还是需要人去做，尽管其工作价值很难衡量。以现在的眼光看，似乎很正确，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假如机器解决一切事情的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社会必定也跟现在大相径庭。以现在的社会去揣测未来有多少意义呢？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的 80 年中，科技飞速发展，劳动与生产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科技与未来的关系…可以说每过大约十年就会有巨大的变化。那么，是否应该分别论述每个时代下的狗屁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说，大部分从事金融业的人干的都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对于这个定义，提出以下疑问：
梁永安在序言中写道：
摘录 1:
格雷伯所说的这种“无意义”状况，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
摘录 2: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所以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分配性努力？这似乎和 [[80/20 Principle]] 对上了：20% 的人掌握 80% 的资源/财富/权力。
关于个人与工作的关系，摘录如下：
人们并不会将个人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来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装修工”“办事员”“护林员”这样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们生前曾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世间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是我们曾经付出和收获的爱的见证，是与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一种情感传递。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相遇时并不会问对方关于爱和承诺的问题，而是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人们用工作的性质/职位/酬劳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承诺和爱。作者的这段描写，似乎一个冰冷的资本社会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可是作者自己也说了，前提是在「世俗生活」中，或者说是「社会生活」。那么显然私人生活无法与社会生活完全划等号。
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悲惨的境况：我们将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的工作中。
这里的「所有人」是否缺乏数据支持？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工作是对世界有贡献的，只是当下无法体现，需要「让子弹飞一会」？
为什么有很多人明知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毫无意义，却依然还要去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会科技发展如此之快，可依然无法达到每周只工作 15 小时？为什么没有工作就没有社会地位？
- 随从：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
- 拼接修补者：其岗位完全是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 。他们的全部工作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压根儿懒得管这些。 拼接修补者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些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一直忙着收拾烂摊子的下属了
- 打手：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例如电话/保险推销员
- 打勾者：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这类工作者存在的全部意义或者绝大部分意义就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可以对外声称，他们正在做某件他们其实没有做的事情
- 分配者：
- 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分派者认为自己的介入其实毫无意义，哪怕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这类分派者正好和前面说的随从相反：后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下级，前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上级
- 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便是制造狗屁工作给他人，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此类分派者可以被称作“狗屁工作生成器”。第二类分派者除了分派工作，或许还有其他工作，但如果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工作内容是生产狗屁工作然后分派，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被归到狗屁工作中
精简重述一下，狗屁工作的五种分类：
三个层面
人类本质上由一系列目标构成，若是完全丧失了目标感，那么可以说人类将不复存在。
正是因为憎恨自己的工作，工作者才获得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
过去25年中，远远超过100份的研究显示，人们常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使人感到无聊，让人丧失尊严感和存在感。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想要工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知道，工作在精神上对于人类品格的形成，扮演着至关重要甚至无与伦比的角色。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极其重要的给生命内在提供养分的方式……
一个人若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工作可以带来的物质收入，更是丧失了定义自我、尊重自我的能力。
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部分人更希望通过工作以外的什么东西来定义自己而非工作本身。可不知道为什么，矛盾的事情发生了，当被问及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回答，是工作赋予了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而失业则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不再以生产能力审视自己的存在，而是通过消费的对象来表达自己：穿的衣服、听的音乐、追的球队等。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个人都希望归属到某个亚文化部落:
- 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
- 大部分人憎恨自己的工作
今日狗屁工作激增，主要原因在于掌控富裕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渐掌控非富裕经济体）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独特性。狗屁工作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是因为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来自一种对这个世界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感觉，而当提及自身工作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将这种感觉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一点，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它能给工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则越小。
人类的快乐是可以被精确量化的，因此所有的伦理道德议题都可被简化为对如何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的计算。
在我看来，这种没完没了延续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冲动，实际上不过是来源于对暴民的恐惧：暴民这种动物如此低等，以至一旦让他们获得闲暇，就会立刻变得危险，还是让他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来得安全。
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击和斥责；更多人是在另一组，他们领着工资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
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憎恨情绪背后隐藏着以下两种认识： 第一，精英分子眼中的普通工人是一帮愚蠢的土鳖； 第二，精英阶级是一个不断被固化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孩子想要闯入精英阶级的难度，事实上已远远大于想要成为资本家的难度